古代，能在城中建造房屋的也都是官宦和有钱人家。穷人要想住得舒服，只能自己烧砖盖房，或者在乡间用泥土、木板和茅草搭建屋子。

  到了近代，天津先是受到八国联军的入侵，被迫开埠，九国租界林立侵占了不少平民的居住空间。后来，天津又被日军占领，更是民不聊生。

 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振兴工业，加强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。随着城市职工数量的迅速增加，职工和家属的住房困难便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  新中国面对内忧外患，短期内很难拿出巨额资金盖房子，所以各地区人民只能暂时自己想办法改善无房可住的困境。

  还有，日军遗留下来的房屋，租界的洋房，无论是梁启超的旧居，还是溥仪的静园，甚至就连天津劝业场里面都有不少人居住。

  王串场曾经有一处日本铁路宿舍，一共有30多间房子，后来那里也住进了天津铁路职工。

  他们自己打上隔断，挤进去100多户家属，用麻袋片呼在破破烂烂的窗户和门上勉强挡风。

  但是，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，这建房风格好像是直接奔着“要和租界小洋房一较高下”去的。

  比如，天津钢厂就在1950年盖了50栋“洋房”，每一栋房子里面都有客厅、卧室、厕所、厨房、走廊等。

  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在1950年，曾对天津的各大中纺厂、中纺机器厂、达生纱厂、北洋纱厂等工厂进行了走访。

  北洋纱厂女工，七至十二人共一室，室窄小，双层床位，光线很差。各宿舍室内空气都很不好，多数没痰盂；二厂虽有，但数日不倒。

  当时，不论宿舍是平房还是破旧楼房，大家都会在屋里点炉子，又没有通风习惯，因而年年都会有很多人煤气中毒。

  到了夏天，路面上臭气熏天，蚊虫到处乱飞，卫生条件恶劣，极度影响着职工的健康。当然不只是天津有如此境况，北京、上海、沈阳等地的情形其实都差不多。

  当时，城市工人数量的增加，已经远超于了房屋兴建速度。而在各自为营的“职工宿舍”兴建中，有超高标准建房奢侈浪费的现象，又有超低标准房屋影响职工生活与健康的现象。

  所以，想要完全解决职工住房问题，还是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规划。“工人新村”应运而生。

  1951年后，中国的工业生产已经逐步复苏，经济发展也有了明显好转。主席发出了“要在在今后数年内解决工人住宅问题”的指示。

  据1952年8月的统计资料显示，全国各地计划解决约50万工人的居住问题，仅北京、天津、上海三地，就要建造10万间左右房屋，并且已完成一部分，有部分工人已搬进新居。

  也正是从1952年起，天津先后建设了中山门、西南楼、吴家窑、丁字沽、王串场、唐家口、佟楼七片工人新村。

  七片工人新村共用同一张图纸，这张图纸经过了反复研究、设计，并邀请各厂工人和家属参观、讨论，最后才确定下来一系列的标准，比如：

  到底按照什么标准建造，造价多少钱一平米最合适，建造多少面积能解决住房困难等等。

  工人新村的建设由天津市领导集中管理，统一建造，克服了资金、建材等诸多困难，还组织工人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，展开劳动竞赛。

  他们填平沟渠、坟地，铺好运输建材的专用路，搭窝棚的手艺也没浪费，提前给建筑工人们搭好了临时住所。

  总之，每天下班后，男人们自发扛起锄头铁锹走向工地，女人们主动帮建筑工人洗衣服做饭，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。

  在每片工人新村的中央和四角，都预留了公共用地，计划未来修建花园，种植花草树木。

  而事实上，后来的社区建设远比预想的要好，不仅小医院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合作社、电影院、俱乐部、浴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，并且每个工人新区附近都有一个令大家记忆犹新的大公园，比如：

  虽然，受经济条件所限，工人新村的房屋与配套设施还是相对滞后，但是比起住在低矮窄小的窝棚，甚至是无房可住的困境，每户一间14平米的北房已经算是高大明亮的好房子了。

  而且本着“就近分配”的原则，职工们距离自己的单位都很近，中午还能回家吃口热饭，休息一会儿，非常方便。

  所以，邻居也往往不仅是邻居，还是同事。各位明白相处的日子会很长，所以绝不会锱铢必较，当然大家的交情也是真不错。

  谁家的孩子要是没人照看了，胡同里的老人会主动拉着孩子“作伴儿”，谁家要是来了亲戚，全院儿都一起照应，保准宾至如归。

  到了冬天囤白菜，买蜂窝煤的时候，胡同里的大哥们更是全院儿出动，帮完了这家帮那家，就像东西是众筹买来的一样。

  要是让会贴煤饼子的邻居看见，你家蜂窝煤落下的碎煤渣，他准得帮你都甩到墙上，你要是拒绝，就是“太见外了”。

  当然了，要是人家做饭时候发现缺调料了，或者正好差一棵白菜，推开你家厨房门就拿，你肯定也不能挑理。

  天津钢厂、棉一、棉三、耐火厂、发电厂、自行车厂、化学厂等企业的职工和家属大都住在这里。

  中山门工人新村分成十二个段，以中山门公园为中心环绕建设，据说从空中俯瞰，是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图案，布局得当，井然有序。

  吴家窑地区在解放前比较偏僻，居住着一些以务农为主的村民，附近有不少稻田地和坟地。

  橡胶机械厂、友谊罐头食品厂、科技情报大楼，钢板弹簧厂、轮胎厂、染化厂、棉纺厂、造纸厂、纺织厂等等陆续建成。

  工人新村的建设解决了新迁过来的职工生活问题，吴家窑“段儿平房”共分为十五段，每四段之间有一条路，即吴家窑一、二、三、四号路。

  当时，吴家窑二号路上的和平文化宫附近经常能看见马三立、骆玉笙等前来排练，不过后来文化宫改成了新兴影院。

  王串场附近有一条“金钟河”。说是河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沟，里面什么垃圾都有。

  在建设工人新村之前先排净了脏水，又用土填平，成了“金钟河大街”，不仅为职工盖了房子，还改善了自然环境。

  王串场工人新村1—12段属铁路局是他们自己施工建设的，其他的像运输公司、搬运公司、邮政局、电业局、天津纺织机械厂、橡胶配件厂等都是统一建造的。

  丁字沽自古就是水陆要道，漕粮码头，虽然繁华，居住条件却不佳，大部分人都住着沿河的窝棚。

  丁字沽工人新村的三段是建的最早，质量也最好的楼房区，河北工学院、动力、机车车辆、弹簧、白酒、航运、印染、二建等“大厂”的职工宿舍楼都在这个区域。

  丁字沽工人新村有一号、二号、三号三条主干路，分为一至十三段，共有平房57排，三至四层的楼房45幢。

  附近还有一个小戏园子，常演的是评戏和河北梆子，不知道郭德纲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在这里受到艺术的熏陶。

  西南楼地区在解放前，大部分地区也是稻田、水坑，只有小王庄等地有人气聚集。

  西南楼工人新村在如今的隆昌路、广东路、白云路、越秀路、黄浦路一带，十六段平房被由西向东划分为西南楼的一号路至五号路。

  一品香、新华书店、同乐食品厂、前进道菜市场、西南楼公园等处都留下了大家的旧日足迹。

  当年这里有卫国道二中、天津七中、唐家口三中、唐家口一号路小学等学校，现在留下的应该只有7中了。

  这里还有中国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高等院校——天津纺织工学院，2000年其与天津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合并更名为天津工业大学。

  曾经的佟楼区域比吴家窑还要偏僻，是个十足的“大开洼”，平整好坟地和水坑，也建起了“工人新村”。

  其实，任何时期的“保障性住房”都不会建在市中心，而且，在天津的快速发展和扩展中，不少周边的房子原来都是坟地，所以，这一点完全不必在意。

  天津建设的工人新村有一个通病——地势低，且排水不好。老天津人都听过“三级跳坑”，说的就是下雨存水的问题。

  当时，居住区比大马路地势低，胡同比居住区的小路低，屋里又比胡同低，所以一下大雨，锅碗瓢盆得放在高处，不然就漂出去了。

  小孩子们倒是不怵头，下雨正好坐在大铝盆里“划船”玩儿，大人可就有点儿心疼被泡的家具和被褥了。

  不过，看见大家都这样，也就习惯了，天津人最能苦中作乐，和邻居们一起往外淘水也是有说有笑。

  其实，工人新村在建设之初只是想暂时解决住房问题，原计划使用十年，但随着人口的急剧扩张，天津暂时没有再次大批量改善住房的能力。

  人们在这里结婚生子，孩子们从这里渐渐长大，原本的一间北房早已不够住，于是很多人都自己动手搭建小厨房，甚至小阁楼。

  历经1976年的地震，再加上超负荷的房子使用，令本就略显简陋的临时住房，暴露出了更多问题。

  其中，王串场工人新村纺织机器厂宿舍漏雨占80%，吴家窖工人新村的东亚毛呢公司宿舍共建1200间，漏雨的有915间......

 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盛，从80年代开始，天津终于开始动迁老旧的“工人新村”。

  最先从吴家窑开始，接着在1987年进行了规模最大的拆迁，到了90年代，丁字沽、王串场、中山门的工人新村开始大规模改造，2000年前后全市已基本完成整体改造。

  小时候在附近的水坑里游过泳，在水边抄过老贺；上学了，和同学爬过墙头打过游戏；再大些，又和朋友们在胡同里喝酒聊天打牌。

  但是，不舍归不舍，大部分人对于搬入新楼房还是高兴和期盼的，就和当初刚搬入“新村”的心情差不多。

  曾经的“工人新村”早已成为历史的缩影，不过，当路过那些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，我们仍旧是可以从如今的格局中，依稀分辨出当时的位置。

  2010年，天津“工人新村博物馆”在中山门公园对外开放，馆内实景呈现了工人新村的胡同、院子，还原了大量室内陈设。

  看着靠在墙边的28自行车，墙上的煤饼子，院儿里的小桌子，四腿儿不平的凳子，桌子上的彩色热水壶，铝制大饭盒......不知不觉中坠入旧时光。

  参考资料：《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职工住宅环境与工人新村建设》（上中下）、天津365淘房